清代史學，以考據為大宗，而衡評、撰述之業，亦有可觀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、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，訂訛正謬，洵為考據鉅著；顧炎武之日知錄、趙翼之廿二史劄記，則以考據方法，完成撰述目的，歷代興亡大端，賴以暴白；黃宗羲之明儒學案、全祖望之宋元學案，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；王夫之之讀通鑑論、宋論，章學誠之文史通義、校讎通義，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。其他殊值稱述者，不一而足。故清代史學，實有千門萬戶之觀。清末民初以來，西方史學東漸，其勢洶湧，而清代史學，未被衝出潮流之外，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。

清代史學，以考據為大宗，而衡評、撰述之業，亦有可觀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、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，洵為考據鉅著；顧炎武之日知錄、趙翼之廿二史劄記，則以考據方法，完成撰述目的，歷代興亡大端，賴以暴白；黃宗羲之明儒學案、全祖望之宋元學案，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；王夫之之讀通鑑論、宋論，章學誠之文史通義、校讎通義，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。其他殊值稱述者，不一而足。故清代史學，實有千門萬戶之觀。清末民初以來，西方史學東漸，其勢洶湧，而清代史學，未被衝出潮流之外，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。 本書特詳於清初及乾嘉之史學，晚清史學約略及之，詳論之史家共十八人，涉及之史家約六十人。

陳寅恪（1890-1969），江西義寧人，生於長沙。早年留學歐美日本，其後執教余清華、西南聯大等名校。他出生官宦之家，卻在動盪的時局中流離顛沛；晚年眼盲足臏，依然著述不衰；最後遭遇文革浩劫，而在「打倒反動學術權威」聲中，淒然長逝。 陳寅恪通曉的語言多達二十餘種，突厥文、西夏文、高加索語等冷僻深奧的語文都是他援以治史的工具。他的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，而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，每於考證之中剖析思想、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及文化等之動態異同，以小見大，發千古之覆，令人讚嘆。他針對中國中古史所提出的「關隴集團」、「士族升降」等論說，至今仍影響眾多中外治史者。堪稱民國以來聲明最著、影響力最深遠的史學家。 本書即就陳寅恪的生平與史學作全面性的評述。作者汪榮祖除充分利用文獻外，並採用陳氏生前親友的訪談資料。本書是在聯經1984年初版的基礎上，擴充修葺的增訂本。初版自198...(展开全部)

陳寅恪（1890-1969），江西義寧人，生於長沙。早年留學歐美日本，其後執教余清華、西南聯大等名校。他出生官宦之家，卻在動盪的時局中流離顛沛；晚年眼盲足臏，依然著述不衰；最後遭遇文革浩劫，而在「打倒反動學術權威」聲中，淒然長逝。 陳寅恪通曉的語言多達二十餘種，突厥文、西夏文、高加索語等冷僻深奧的語文都是他援以治史的工具。他的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，而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，每於考證之中剖析思想、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及文化等之動態異同，以小見大，發千古之覆，令人讚嘆。他針對中國中古史所提出的「關隴集團」、「士族升降」等論說，至今仍影響眾多中外治史者。堪稱民國以來聲明最著、影響力最深遠的史學家。 本書即就陳寅恪的生平與史學作全面性的評述。作者汪榮祖除充分利用文獻外，並採用陳氏生前親友的訪談資料。本書是在聯經1984年初版的基礎上，擴充修葺的增訂本。初版自198...(展开全部)

兩千多年前，黃土地上的先民愛唱歌。這些歌謠集錄在《詩經》這本古書裡，絲絲透露出古人的生活情調。當時的流行歌曲在吟誦些什麼呢？他們詠嘆愛情的歡愉，哀泣離婚的不幸，控訴政治的亂象，稱揚領主的美德，歌誦天地的神靈，美讚氏族的祖先；有思鄉的旅人，有流離的逃民。喜悅、悲切、期盼、思念、哀傷、憤怒、恐懼、莫可奈何。 但《詩經》這本書太古老了，語言文字的表達跟現代人不同，文學手法隱晦，生活環境的種種變化以及思惟世界的隔閡，現代人並不容易捕捉到古人的神韻。日本人白川靜，突破中國傳統經學的包袱，開闢民俗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，重新詮釋先民的民謠，刻劃先民的歌唱。他讓古人的心情活起來了。這本《詩經的世界》，帶領讀者層層深入古老的歌謠，一掘那幽僻不解的古代故事。

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，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“變”的部分，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、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、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。

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「變」的部份，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，舊史本身的風貌。在將近三十年中，史學的意義、題目、史料、方法、概念、詞彙、評價、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，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，幾乎不可能。譬如在近代以前，人們多用「史」而罕用「歷史」，近代則用「歷史」而少用「史」。由「史」到「歷史」，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，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。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、歷史著作、史學流派，或歷史機構，幾乎都有人研究了，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，及它們與政治、社會的複雜互動，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。

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「變」的部份，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，舊史本身的風貌。在將近三十年中，史學的意義、題目、史料、方法、概念、詞彙、評價、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，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，幾乎不可能。譬如在近代以前，人們多用「史」而罕用「歷史」，近代則用「歷史」而少用「史」。由「史」到「歷史」，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，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。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、歷史著作、史學流派，或歷史機構，幾乎都有人研究了，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，及它們與政治、社會的複雜互動，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。

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，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“變”的部分，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、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、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。

三十八年來《歷史與思想》不斷重印， 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，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。 ──余英時（中央研究院院士、2006年克魯格獎（Kluge Prize）得主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教授先後發表了〈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〉、〈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〉、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〉、〈「君尊臣卑」下的君權與相權〉等文，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。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《歷史與思想》一書中，此後年年再刷，影響深遠。 【新版】《歷史與思想》特別收入余英時教授為讀者撰寫的〈新版序〉 《歷史與思想》共收錄17篇文章，主要論題有： 1. 討論中國（專制）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2. 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3. 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4. 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...(展开全部)